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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九一八:日本为什么一直不对罪行忏悔?

作者:匿名 | 2019-12-01 18:05:20  | 阅读量:2028
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阻碍日本充分认识侵略战争和人道灾难罪行的再一个政治因素,便是日本的天皇制度。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存在着“日本人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反西方”

写作|徐贲

1931年9月18日,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铁路“驻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并将责任推给了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击沈阳的北营。是为了9·18事件。历史称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开始。

从那时起,直到1945年,中国被野蛮入侵。暴行已经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

9·18事件的历史照片。

现在88年过去了。然而,作为两个侵略国,战后的德国和日本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了各自战时的罪恶:一是通过忏悔来承担责任;另一种是通过否认和遗忘来避免报复。历史健忘症同时伴随着沉重的罪恶负担。如果不捡起来,它只会变得越来越重。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罪恶的报应:德日战争的记忆》是一部政治旅行记录。他追溯了德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记忆,寻找忏悔和逃避背后的政治解释,并展示了日本为什么不忏悔自己的罪行。

例如,日本不忏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有“日本领导亚洲对抗西方”的神话。正如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的记忆一样,他们也抹去了其他亚洲国家人民作为“犯罪者”的记忆。阻止日本充分理解侵略战争和人道主义灾难罪行的另一个政治因素是日本天皇制度。“只要皇帝还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羞于承认过去。因为皇帝对所发生的事情负有官方责任,通过赦免他,每个人都被赦免了。”

今天,我们再次推动这篇文章,回顾这段沉重的记忆——不要忘记9月18日,不要忘记历史。

罪恶的因果报应:德国和日本战争的记忆

作者:(荷兰)伊恩·布鲁姆

译者:倪涛

版本:民国上海联合出版,2018年2月

“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神话建构

日本不忏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害者”心态——不仅是受害者,也是英勇抵抗的受害者。从战前到战后,日本一直有一个神话,“日本领导亚洲对抗西方”。“反西方”是日本民族认同的一个要素。在战后的日本,“反美”已经成为由“反西方”改造而来的民族身份元素。焦点是美国加入日本的和平宪法:鹰派对美国将日本变成一个废人感到愤怒。......鸽子讨厌美国人抛弃和平宪法。双方都厌恶被视为共犯,并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这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日本人被要求承认他们对战时问题的记忆是选择性的。正如日本人选择了对“受害者”的记忆——也因为他们选择了这种记忆——他们已经抹去了对其他亚洲国家人民作为“犯罪者”的记忆。这是日本人在历史上目光短浅,拒绝承认战争罪行的主要原因。

日本的“历史健忘症”与德国对忏悔的痴迷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广岛记忆”。日本每年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另一个是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纪念日。广岛已成为美国“战争罪”的证明,也成为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的“民众抵抗”旗帜。广岛的记忆成为日本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者的象征。

原子弹爆炸后的广岛。

布鲁玛指出:

“即使日本人想讨论战争,它通常指的是与美国的战争。许多对侵华战争持强烈保留意见的日本人,当听说日本在1941年袭击美国时,都充满了爱国自豪感。对南京大屠杀感到内疚绝不意味着对珍珠港事件感到同样的内疚。德国人一次又一次被提醒要记住纳粹和於菟的历史;回首日本青年,他们只想到广岛和长崎——也许还有南京,但只有在受到自由派学校教师和记者的启发之后。”

在许多日本人眼里,现在的广岛,尤其是广岛和平博物馆,是“世界和平的麦加”,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纪念中心。源源不断的游客来到这里见证战争罪行和对日本平民犯下的巨大罪行。广岛的一名教授称美国投掷原子弹是“20世纪最大的罪行”在广岛,日本是受害者的观点受到了严密的保护。人们坚持认为广岛的死者是无辜的。“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除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布吕马指出,“和平广岛”实际上是一个神话。他写道:

“广岛绝非无辜。1894年,当日本和中国开始“1894年中日战争”时,军队从广岛出发,奔赴前线。明仁天皇也将其总部迁到广岛。结果,这座城市变得富有。十一年后,日俄战争使它变得更加富有。广岛曾经是军事行动的中心...广岛遭到核攻击时是帝国军队的第二个基地(第一个在东京)。简而言之,到处都是士兵。”

布鲁玛进一步指出:“广岛公民确实是受害者,但杀手基本上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导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87年,当广岛的一群和平活动家请求市政府将日本侵略的历史列入和平纪念馆的展览时,这一请求被拒绝。

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

作者:(日本)丸山正雄

译者:陈力维

版本:商务印书馆,2018年3月

丸山正典经历了日本从法西斯主义到疯狂的外国侵略,再到垮台的整个过程。点击书的封面查看旧文章“丸山真人:对政治和决策能力的怀疑”(作者:任剑涛)。

“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一神话可以被日本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所接受,并可以做出各自的解释。虽然他们之间有差异和对立,但他们可以围绕这个神话形成某种联盟关系。日本保守派认为美国领导的日本宪法侵犯了日本的主权和尊严。日本左翼分子对美国怀有敌意,尽管他们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他们反对美国,认为华盛顿在冷战期间干涉了日本宪法第9条,迫使日本成为冷战冲突的帮凶。甚至政治自由主义者也经常声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清除了日本的战争罪行,并赋予日本“审判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道德权利布鲁玛指出,这种态度已经成为日本一些“和平教育”的基调(当然,在日本也有争议)。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干预日本政治的方式应该对此负责。然而,日本的“和平主义”已经将国家的罪恶转化为美德,与其他国家相比,它几乎已经成为优越的标志。这种和平主义也会导致历史上的短视。

那天,当我把目光从广岛转向南京时,这种历史性的短视尤为明显。许多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在德国,只有少数人不承认屠杀,但在日本,相当多的保守势力坚持认为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报道是夸大其词,平民伤亡是战争的必然结果。日本年轻一代对日本犯罪的理解模糊不清、不完整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教科书回避历史事实。保守的教育部和左派教师之间的争论已经陷入僵局。德国教科书将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提升到政治道德的高度。相比之下,在日本,支持战争的信仰价值观(神道教)和天皇制度尚未受到实质性的批评和否认。

从皇帝逃亡到日本宽恕

阻止日本充分理解侵略战争和人道主义灾难罪行的另一个政治因素是日本天皇制度。布鲁玛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的观点和立场涉及天皇制度。这是他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种陈述中一点一点地仔细剖析的——在《罪恶的报应》中仍然有许多这样的分析例子,细心的读者不妨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来仔细理解它们。

天皇与日本的生活

作者:大卫·伯格米尼

译者:王季青

版本:读者,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10月

作者讨论了日本裕仁天皇如何领导一群军国主义者制定全球战略,策划并发动针对西方国家和侵略中国的战争。

伊恩·布鲁玛收集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各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精心策划,广岛最初的轰炸罪行比南京大屠杀严重得多,“与欧洲或中国不同,在日本的整个历史中,你找不到有预谋和有系统的杀戮(如广岛)。布鲁玛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是简单地否认南京大屠杀,而是值得关注的,因为“既然南京大屠杀作为暴行的象征,被一些人视为日本实施的‘於菟’,区分这两者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反对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也认为这场大屠杀不是系统性的。其中一人写道,他不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悲剧,“但这可能是对松湖抗日战争中守军激烈抵抗的报复”。另一个想法是:

“在战场上,人们面临生存的最终选择,不是生就是死。虽然有些极端的行为是上天不允许的,但它们在心理上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远离战场的危险和无助之后,如果暴行仍然按照合理的计划进行,那么它就是邪恶和残酷的。我们的德国“盟友”建立的奥斯威辛毒气室和我们的敌人美国投下的原子弹是理性暴行的典型例子另一个论点也将南京大屠杀与希特勒对犹大的灭绝区分开来:“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不是某种能够毁灭世界的超自然力量,也不是毁灭整个国家的计划中的一步。”

面对对南京大屠杀的这些“理解”,布吕马尖锐地指出,南京大屠杀是“在意识形态的煽动下”发生的,“侵略者杀害“劣等民族”是符合神圣皇帝的意志的”。否认南京大屠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而是涉及到维护皇帝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理解纳粹德国和日本天皇之间的差异是理解战后德国和日本在忏悔方面的巨大差异的关键之一。纳粹德国是一个现代极权主义的一党统治。它对人民的宣传和组织洗脑与德国人的自由精神背道而驰,德国人被纳粹意识形态改变了。日本是一个古老的宗教(神道教,也是天皇制度的核心)。裕仁天皇统治期间,日本人没有被神道教改革。直到今天,这种民族宗教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是许多日本人的信仰。战后,德国与希特勒的纳粹极权主义制度完全隔绝,而战后,日本也不能与天皇制度完全隔绝。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犯下了“危害人类罪”,而日本犯下了战争罪。澄清这一罪行的最大障碍是战后天皇在日本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日本浪漫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天皇。由于天皇的存在,日本的浪漫民族主义一直持续到今天。德国放弃了这种浪漫的民族主义,代之以“宪法民族主义”。德国比许多其他西方国家更坚持和强调宪政和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和人类尊严。

日本难以摆脱过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模糊的政治制度——日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西斯”国家。

文丰·山下审判:战争罪与指挥官的责任

作者:理查德·雷尔

译者:韩华

版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

作者讨论了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陆军将军山下的争议案件。

布鲁玛指出:

“改变政治制度相对容易,然后希望人们的习惯和偏见也会随之改变。这在德国比在日本更容易做到。12年来,德国被一个犯罪政权控制,由一群制造事端的政治流氓控制。根除这个政权已经完成了一半。然而,在日本,法西斯政府和这个国家的法西斯政府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事实上,日本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西斯国家。它既没有法西斯或国家社会主义执政党,也没有希特勒式的国家元首。最接近这个角色的人是皇帝,但不管他拥有什么头衔,他都不是法西斯独裁者。”

日本也没有像德国那样明确的责任制。在日本起作用的是所谓的“不负责任的系统”(它由三个角色组成,分别是“神轿”、“官员”和“浪人”)。日本的指挥系统“简直是一团糟。因此,尽管战后德国的纳粹领导层被扫地出门,但另一方面,日本只缺少几名海军和陆军将领。”皇帝是这个不负责任的体系中最大的“神轿”。“1945年后,麦克阿瑟将军选择保留这种权威象征,这种最神圣的“神圣轿车”...用帝国的象征来巩固他的权力。结果,他扼杀了日本民主制度能够运转的希望,严重扭曲了历史。”既然天皇的权威要被保留,“裕仁天皇的过去不能被任何污点玷污;可以说,这个符号一定与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无关”。因此,在东京审判期间,裕仁天皇不仅逃脱了制裁,而且法院甚至不能传唤他出庭作证。日本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高的“神圣轿车”不会受到任何牵连。这是一项政治交易,牺牲了战争受害者的正义,他们的不公正后果一直持续到今天。“只要皇帝还在这个位置上,日本人就会羞于承认过去。因为皇帝对所发生的事情负有官方责任,通过赦免他,每个人都被赦免了。”

“军国主义的爆发:现代日本战争的记忆”

作者:沙·青青

版本: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5月

“1894年中日战争后,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快车道,甚至最终”走向疯狂。"

政治不成熟和浪漫的民族主义

任何简单而粗略的比较都不能解释战后德国人悔改和日本人不悔改之间的区别。罪恶的因果报应:德国和日本战争的记忆帮助我们在深度和细节上理解这种差异。他对这种差异的解释不是“历史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记忆伦理和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即德国的忏悔是日本尚未实现的一种政治成熟和道德进步。

历史化可能成为逃避历史责任的借口。它的目标是“远离过去,冷漠地看待历史”。结果往往是从传统历史的角度看待非常规和非常邪恶的事物。这种历史态度将把“冷眼旁观”变成“冷眼旁观”,甚至让旁观者认同肇事者,因为他们“理解”他们。指认肇事者是不道德和不公正的。

这就是日本保守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历史的方式处理日本侵略战争,然后进行辩护的方式。他们说这场战争是为了国家的生存而斗争。日本士兵不比其他国家的士兵差。他们在荣誉和牺牲方面甚至更好。这种历史化使南京大屠杀的残暴杀戮正常化。

然而,拒绝记录过去的罪行并不意味着已经代表受害者发言。事实上,后代不能代表当年的受害者说出真相。也许我们今天所能做的就像布鲁玛一样,不仅仅是从个人道德良知,也是从国家政治体系的优化中期待绝大多数人有意识地改变他们的旧思维习惯和偏见,布鲁玛就是这么说的,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这不仅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行,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严重政府过失或罪恶。德国战后的忏悔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可和赞扬,也成为政府纠正错误的道德决心和勇气的象征。特别是在政府仍然拒绝为过去的罪行忏悔的国家,人们继续以德国的忏悔为积极的榜样,要求政府忏悔并相应地改变政治制度。这是20世纪以来全世界人民政治成熟的表现。

日本的外交战略

作者:(日本)石井浩

译者:周良·梁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7月

"从1853年到1937年,帝国主义思想的演变."

政治成熟包括道德成长,历史学家elazar barkan在《国罪》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点。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意愿甚至紧迫感,承认他们的历史罪过。承认有罪可以使罪犯的良心更加清白,并直接有助于他的政治利益。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道歉都表达了承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沉重罪恶负担和对受害者的同情的痛苦。

理解日本战后在道歉和悔悟的道路上遇到的障碍不是为了简单的道德谴责,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该国的罪行和历史不公。还应看到,在新的国际人权和道德环境下,罪犯向受害者正式道歉已经是一项必要的道德义务,也是一项真诚的政治承诺,以解决仇恨和重建未来的道德秩序。在国际上和国家内部都是如此。日本和所有其他国家都是如此。

作者:徐贲

编者:奚Xi,董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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